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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拜登政府公布的2万亿美元基建 计划后续可能会带来的问题， 朱海斌抛出了自己的疑问：2万多亿的基建投资到底需要采取何种方式来融资？到底是由财政赤字，也就是发行更多的国债，还是通过加税的方式（来融资）？　　如果是发行国债的话，那么 美国财政的 可持续性将会面临很大问题。


  那就是：当对于美国国债可持续性的担忧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不仅会反映在全球金融市场，甚至 在未来的10-15年，有可能会 诱发类似于 布雷顿森林 体系在1973年崩溃那样的局面，也就是说， 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新洗牌和重组。


  （注：布雷顿森林体系，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


  ）　　朱海斌强调，这个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尤其考虑到在疫情之后，不仅是美国，主要的欧洲 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都出台了非常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他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去年全球平均的 债务GDP比例增长了35个百分点，摩根大通估计的数据也与IMF相近。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既想要达到经济平衡又能实现去杠杆，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在未来，高债务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其实在高债务下的金融稳定，不论对美联储还是各个国家央行的货币 政策制定，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掣肘。


  这个是他认为在疫情之后可能会诱发的新一轮“次生灾害现象”。


  这 将对美联储的期望造成打击。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有时情绪化地谈到工人在 疫情爆发前取得的成果，以及 有多少家庭仍处于风险之中。


  考虑到这些家庭面临的高风险，只要通胀仍在控制之中， 官员们 就可以 不用急于 做出收紧政策的决定。


   这就是美联储官员的意图。


  尽管从上次会议记录 上看，一些美联储官员似乎愿意开始讨论政策转变，但多名与会者指出，要到经济取得实质性的进一步进展时才能调整政策，这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随着经济的增长， 以色列近30年的 生育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略微提升， 超过了3。


  　　 父母各推一辆婴儿车，旁边还跟着一两个小娃，这是以色列街头司空见惯的场景。


  　　一般说来，伴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升，生育率恐下跌，形成反比。


  放眼世界，以色列确是例外。


  　　随着经济增长，以色列近30年的生育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略微提升，超过了3，这意味着以色列女性平均一生生育的小孩数量超过了3个。


   这一数值不仅仅让以色列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甚至还超过了其他像伊朗、沙特这样的地区大国。


  　　35岁的以色列妇女阿维娃（Aviva）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以色列，一家有3个小孩几乎是“标配”，如今她已经生育了2个，生不生第3个孩子，对她来说应该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抉择的问题。


  　　生育率一枝独秀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在 1991年时，以色列的生育率为2.91，到2016年和2017年时达到了峰值的3.11，此后有所下降，最新可得的数据为2019年的3.01，依然高于1991年的水平。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1991年时，以色列的人均GDP为13201美元，2020年的数据为43689美元，早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以色列的生育率也是一枝独秀，不仅大幅高于1.6的平均水平，更是高出排名第二的南非0.6。


  　　1970年至2019年以色列与OECD国家平均生育率趋势比较（来源：经合组织）　　长期以来 以色列政府一直把犹太民族的人口问题与国家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大约600万 犹太人死于大屠杀，这一数量超过了战前全球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总人口只有80万，且被周边人口百倍以上的阿拉伯国家所包围。


  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避免民族生存再度遭遇危机，以色列政府从一开始就相当重视人口问题，首先是鼓励全球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其次就是刺激生育。


  　　如今，以色列周边严峻的安全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以色列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如无特殊情况，犹太人无论男女，都需要服兵役，参与可能发生的战争，面临着伤亡的可能性，为此以色列父母潜意识里也愿意多生几名子女，分摊潜在的风险。


  　　根据最新的统计，在2020年底以色列人口已经达到了929万，是1948年建国时的11倍。